吕文扬的指尖悬停在电子显微镜的调焦旋钮上德益配资，墨尔本凌晨三点的寂静被培养箱的低鸣打破。他的瞳孔里倒映着荧光标记的神经元图像——那些交织的绿色丝线，正在讲述阿尔茨海默症蛋白异常聚集的新线索，这是他读生物学博士的第二年，也是他在Walter and Eliza Hall研究所的第五十六次通宵实验，更是他转向计算生物学后的关键一战。
生物学博士课题的选定像一场宿命。本科在复旦研究植物基因编辑时德益配资，他总被导师说“太爱追问为什么”。这个习惯在澳洲彻底释放：他拆解实验数据时总要多问一层机制，连实验室的阿根廷博士后都感叹：“Lü的讨论像在拆俄罗斯套娃。”后来他干脆把分子动力学模拟和湿实验结合，用机器学习预测tau蛋白的错误折叠路径，意外登上了《自然-神经科学》的年轻学者专栏。
但吕文扬的实验室白大褂下，藏着个狂热的自然主义者。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他会驱车四百公里前往格兰屏国家公园，记录桉树林的生态变化。背包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：便携式基因测序仪、素描本（他坚持手绘能培养观察力），以及上海外婆寄来的薄荷糖。当同学们笑称他是“21世纪的达尔文”时，他反手群发了自己编写的物种识别APP——用公园采集的数据训练出的算法，现在连原住民护林员都在使用。
展开剩余37%2024年南极科考船招募越冬研究员时，这个怕冷的南方人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。面试官对他“用宏基因组学追踪极地微生物耐药性”的提案兴趣浓厚，但更惊讶于他随身携带的“小发明”：一个用3D打印零件组装的微型PCR仪。“极地的设备运输周期太长，”他眼睛发亮，“有些发现等不起。”
毕业答辩通过那天，吕文扬在实验室黑板上画了棵演化树。最末梢的分支标注着“吕氏选择”——下面潦草地写着：“在试管与旷野之间，做生命的翻译官。”此刻悉尼大学的教职offer静静躺在邮箱里德益配资，而他正给喜马拉雅旱獭保护区写着开源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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